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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少年救国志 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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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在蔡和森家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活动了三年多时间,前后大约有80多名会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图为新民学会旧址。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法和步骤。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一首《沁园春·长沙》,不仅记录了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们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岁月,也记录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理想“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矫健身姿。一起展开1920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一组往来书信,回望那段他们满怀救国之志,通过艰苦研究、探索、选择、创新最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程。

书信原文(节选)

润之兄: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灭于西欧东欧。

一九二〇,八,一三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弟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1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毛泽东汇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第三集可见毛泽东与蔡和森于1920年远隔重洋的书信往来。正是在这几封信件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从中可以读到他们追求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谋取幸福的初心,看到他们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思考。

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友谊,始于湖南第一师范。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分别从湘乡永丰和湘潭韶山冲来到省城求学。虽非同班,但同为杨昌济、徐特立等名师的学生,两人很快相识,并结为志同道合的学友。

“志”是一个人毕生事业的开始。毛泽东与蔡和森之所以都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们从小即抱有远大的救国之志。

毛泽东成长在农民家庭,很早就有了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年少时即立志为大多数中国穷苦人民谋得幸福。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给黎锦熙先生写了一封信,谈论了他对当时中国时局的看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他认为,变革中国的方子开了不少,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抓住病根,“俱从枝节入手”而“本源未得”。

这个本源是什么?那就是哲学、伦理和人心。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主张从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入手,“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阅读了大量哲学、伦理学的书籍。在《心之力》一文中,青年毛泽东这样写道:“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这其中洋溢着何等充沛的救亡信念与担当使命。

无独有偶,蔡和森也是16岁在蔡广祥辣酱店学徒期满后,为改造社会,弃商求学,立志走读书救国之路。他们当时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就要有本领。为救国救民而读书,这是蔡和森与毛泽东共同的求学目的,也是他们的共同志向与所求道路。

他们进入湖南一师后,便利用一切条件刻苦学习。毛泽东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蔡和森说:“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态度,使他们在后来历经曲折的探索之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1917年夏,蔡和森全家搬到岳麓山下定居,从此,蔡家成了毛泽东等一班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他们与“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的彭璜、“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的罗学瓒等20多个青年渐渐走近,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在橘子洲头漫谈“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新民学会应运而生。

古往今来,所有高尚的心之共同所系,从来都是关于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与使命。新民学会团结凝聚了一批有血性、有志气、有担当的爱国青年。他们朝气蓬勃,目光远大,“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树立了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致力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唤醒中国这只沉睡已久的“狮子”;他们还要以非凡的担当意识,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贡献力量。

2“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就作出向省外、国外开拓发展的决策。

毛泽东指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打先锋的人。”

1918年夏,新民学会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8月,毛泽东同罗章龙、李维汉等20余名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长沙前往北京,与先去北京联系有关事宜的蔡和森会合。他和蔡和森等8人租住在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挤在一个通铺上“大被同眠”,连翻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这些有志青年为了国家、为了理想,在北京城内四处奔走。他们邀请李石曾等人介绍留学情况,制定留法工作计划,筹措出国经费,并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长辛店等处,举办留法预备班。一切基本就绪后,毛泽东与蔡和森商定,一个“出洋”,观察外部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个“暂不出国去”,“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1919年底,蔡和森率一批会员及湖南青年赴法,毛泽东等人则留在中国“从事实际的改造”。新民学会从此分成了“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两大部分,彼此之间以书信为桥梁,保持了团体的一致性。

在法国,蔡和森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马列著作的重要章节,为中国革命寻找经验、求索真理,并及时向国内会友宣传介绍,相互讨论分析。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刘清扬、蔡畅等其他会员亦都积极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等另一部分会员则在国内继续他们的求索之路。毛泽东两次到北京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帮助,迅速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响应五四运动,开展“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出版《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筹办文化书社,深入工农,努力使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他们在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中,积聚了力量,也成熟了自己。

从中国到法国,从长沙到蒙达尔纪,跨越国界,相距万里。在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日渐深入的交流中,一段横亘亚欧大陆的思想共鸣日渐被引发。

3“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1920年7月,法国小镇蒙达尔纪,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召集新民学会旅欧分会和工学世界社社员共20余人在杜吉公园开会,史称“蒙达尼会议”。

会上,大家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然而,讨论出现了意见分歧,蔡和森提出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萧子升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这两种意见各自拥有部分支持者,都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因此,蔡和森、萧子升等分别写信将各自主张告诉国内的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

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共有2700余字,后来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将它加了一个“给毛泽东信——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标题。

在信中,蔡和森称毛泽东为“润之兄”。他首先从阐明共产党性质的角度入手,强调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而在这“四种利器”中“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在信中,蔡和森还热切地希望毛泽东:“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因当时交通条件的制约,蔡和森这封写于1920年8月的信,一直到11月才跨越重洋送到毛泽东手中。

接到信后,经过深思熟虑,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近5000字的回信,表明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理想。在信中,毛泽东反对了萧子升主张的温和的革命,对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彼时在法国的蔡和森,在焦急等待毛泽东回信期间,又给他写下一封长信。这封长达6000余字的信中,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他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具体思路。毛泽东在后来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时,把这封信加了一个“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标题。

信中,蔡和森阐明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办法和步骤。他指出,一定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这些人应确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蔡和森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要有严格的纪律。他说:“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出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关于组建党的步骤问题,他认为应该“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加以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提出“现在就要准备”,可“潜在从事”。待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充满激情的来信,让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热情回复:“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和森国内建党情况:“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透过这些书信中的激扬文字,仍能感受到他们挥斥方遒的豪情。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是何等的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途径上,虽然一个侧重在国内研究中国实情,一个侧重在国外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由于两颗心紧紧相印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的,所以能够相互应和、互相取长补短,走上同一道路。而在那一时期,瞿秋白、李达、邓中夏……有多少觉醒的青年如毛泽东、蔡和森一样,心怀救国之志,经过反复研究、探索、比较、选择,最终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彷徨呐喊,到觉醒探索,再到笃定践行,茫茫黑夜中,信仰就这样日渐清晰、坚定,革命旅途从此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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