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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为官最要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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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像,文清是其谥号,薛瑄是明朝第一位从祀孔庙的贤臣。(资料图片)

薛瑄著《读书录》书影,序文说“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东薛敬轩先生”。  (资料图片)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是孔子在《论语》中对君子的要求之一,即君子应有坚定的信念、喜欢学习,一生坚守正道至死方休。《论语》容易背诵,但要在生活中践行书中的道理却不容易。明朝贤臣薛瑄,其在官场与学界的事迹,使同时代的人与后人纷纷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来称颂,他学行一致,求实致公,是明代第一位从祀孔庙的贤臣,薛瑄的为官经历和治学理念,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受教良多。

从文学少年到矢志经学

薛瑄出生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山西河津(在今运城市)人,日后在中国思想史上,薛瑄被认为是河东学派的开创者,河东学派以坚守与发扬程朱理学而著称。但薛瑄十来岁时却是个十足的“文学少年”,热爱诗赋,也写得一手好诗赋。薛瑄的青少年时代,随在外地做官的父亲薛贞生活,薛贞听说高密的魏纯、海宁的范济两位先生理学造诣深厚,礼聘他们做薛瑄的老师。薛瑄接触到了理学后,感叹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遂将往日所写的诗稿付之一炬,废寝忘食地阅读理学著作。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十二岁的薛瑄在河南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第二年高中进士,由此进入仕途,此后由于父亲、继母相继过世,按照传统礼制,薛瑄必须为其守制三年,等薛瑄回到朝廷时,已到了明英宗正统(1436年-1449年)初期。这时,薛瑄被任命为山东提学佥事,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掌管学校、教育业务的官职。

薛瑄上任提学佥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将朱熹为白鹿洞书院编制的学规颁发给学生,希望他们以此来约束自己。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中国书院史上最著名的学规,它的文字十分简单,也十分好懂,首先揭示学习的目的,再次揭示学习的顺序;接下来谈到学生在修身、处事、接物上的规矩,修身应“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应“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份学规从结构上看透露了学习与做人是不可分割的,学了一套圣人言语,就要在生活中予以实践。

薛瑄在提学佥事任上相当尽职,常为学生们授课,答疑解惑,他为有才华的学生留下许多自己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加干预,而对于学业不精的学生则很严格,以致许多学生都害怕见到他,由此看来薛瑄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当时正是宦官王振在朝中得势的时候,他毫无顾忌地结党营私,一日他问内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因为同姓,并称“三杨”:“我家乡中人有谁可以在北京做官?”王振是山西大同府蔚州人,“三杨”回答薛瑄可以,薛瑄因此被召回朝中任大理寺左少卿。

可以说,薛瑄因为与王振是同乡而得到拔擢,但王振的种种作为薛瑄岂会不知道,薛瑄会怎样面对他呢?

秉公问政拒绝向奸邪低头

薛瑄几乎是在被任命为大理寺左少卿的同时,就表示了自己对王振的态度。“三杨”建议薛瑄去见一面王振表示谢意,薛瑄认为官爵乃天下之公器,我的官职是朝廷任命的,怎能去他家的私人住宅谢恩,这不是公私不分吗,遂予以拒绝。

使王振开始对薛瑄不满的理由,仅仅是有一回在紫禁城东阁议事时,其他官员见到王振都快步迎上毕恭毕敬地行礼,而薛瑄独自屹立。读者也许会说,这实在是一件小事,难道王振就如此小肚鸡肠?当时一些官员巴结王振已到了毫无节操的程度,有一个叫王佑的工部郎中,被王振问及为什么没胡子,他恬不知耻地答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王振已被奉承到如此地步,别人都低头了,而薛瑄竟敢不低头,王振怎能不记恨他。

不久,王振就抓到机会报复薛瑄。薛瑄任职的大理寺,主要负责审理案件、管理监狱等。其中一桩军官之死的案件,薛瑄发现所谓的凶手并不是真正的凶手,背后另有隐情。原来这位军官死后留下一妻一妾,一个叫王山的人贪图军官之妾的美色,打算纳妾,但军官之妻不同意,王山便教唆军官之妾指认军官之妻是元凶,军官之妻因此入狱。薛瑄觉察到内情后,多次要求重新审理,还军官之妻一个清白,并将矛头指向王山,但遇到了重重阻力,因为王山的背后是王振,他是王振的侄子。王振安排都御史王文诬蔑薛瑄等大理寺官员罗织王山的罪名,又安排言官弹劾薛瑄收受贿赂。薛瑄因此被捕入狱,旋即被判处死刑。

薛瑄写过一部《从政录》,其中颇多名言。他认为居官有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具体到断案这件事上,薛瑄提出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谁能想到,薛瑄践行自己的居官之道、断案之道竟招致杀身之祸。面对死亡,薛瑄却丝毫没有畏惧,他仍然从容自若地在牢中读《易》。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闻道并予以实践,人生便没有任何遗憾了。

就在薛瑄将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一件奇事发生了,据说这天王振发现自家的一个老仆在灶台边哭泣,王振问他为何哭,老仆说:“我听说薛夫子今天要被行刑,所以哭泣。”王振又问:“你怎么知道有个薛夫子?”老仆说:“他是我的同乡。”老仆细数薛瑄的种种善行,竟使王振有所感动,遂免其一死。历经这次巨大的人生波折后,薛瑄回到家乡,以讲学为业,直到明代宗即位。

在薛瑄蛰居乡里的这段时间,明朝经历了一次重大变故,瓦剌军队在也先的带领下进犯明朝边境,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但王振根本不懂调兵遣将,也不懂后勤补给,战事接连失利,明英宗在今张家口境内的土木堡被也先掠走,王振死于乱军中,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被俘后,明代宗即位。薛瑄在明代宗时继续在大理寺任职,任大理寺卿。有一年苏州、松江一带发生饥荒,一些贫苦百姓想从有余粮的富户家中借点粮食渡过难关,不料遭到拒绝,盛怒之下,他们火烧富户的房子,逃到海上。与薛瑄交手过的王文,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处理此事,他给参与此事的两百多人定了死罪,薛瑄认为他们虽有罪过,但都定死罪不妥,竭力争辩。王文没想到,薛瑄这把年纪了还跟年轻时一样倔强。经过薛瑄的努力,使部分人免除了死罪,体现了薛瑄所坚持的断案应“慈则不刻”的原则。

借生活中的事物反思自己的德行

面对也先的进犯,明朝大臣于谦,也就是那个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反对主和,沉着应战,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此役胜利的第二年,也先放回了明英宗。明英宗在明代宗统治的最后一年复辟,参与复辟的石亨、曹吉祥等人得到重用,石亨诬陷于谦有另立他人的图谋,竟使于谦获死罪。薛瑄为于谦求情,但未获成功。于谦的蒙冤而死使薛瑄对官场多少有点心灰意冷,遂请求退休回乡。

薛瑄回到家乡后,仍以讲学为业,至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逝世。一百多年后,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朝廷下令薛瑄从祀孔庙。从祀孔庙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能够企及的最高荣誉,他们在对儒学的认知与践行上都有大成就,堪为读书人的模范。一个人能否从祀孔庙要经过长期的讨论,朝廷对这份荣誉的颁授总是慎之又慎。

在一份支持薛瑄从祀孔庙的奏议中,一位官员称其“诚文行一致,学业大成之真儒也”。薛瑄的“行”,我们在前文中已充分展示,他在“文”方面的成就,主要是撰写的《读书录》十一卷和《读书续录》十二卷。

薛瑄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读书录》,但它并不是一部有完整结构的儒学著作,而对于十分推崇朱熹哲学体系的薛瑄而言,他也并不追求建构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读书录》是他读书与思考的心得体会,每一段篇幅都不长,有时短到只有一句话,但因为从生活中来,亲切无比。

薛瑄吃梅子时,生的梅子口感酸涩,熟的梅子口感甘甜,他因此想到了孟子的话“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仁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与生俱来的,仁的培养不过是让它成熟罢了,他进而想到一个人求学或行善,都贵在使本来就有的向学或向善之心成熟罢了,如果不使之成熟的话,怎能品味到甘美呢?

薛瑄敬佩北宋理学家张载,他撰《读书录》的缘起之一是张载曾说:“心中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他读到张载的“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感到大有益处,竟使他在睡梦中惊醒。这是宣德五年(1430年)闰十二月初二日的五更(凌晨三点至五点),薛瑄忽然惊醒,领悟到自己之所以在德行上没有大的进步,在于没有将旧的观点与习惯涤荡干净,所以“为善而善未纯,去恶而恶未尽”,希望自己开创新的人生境界,一言一行都要合于道。

《读书录》中常看到“中夜以思”的字句,了却了白天繁重的行政事务,夜深人静时正是反思自己的好契机。薛瑄反思到了什么?一是一个公字,“只公之一字,乃见克己之效验”,如何检验一个人是否克制了自己的欲望,就看其是否做到了公。二是一个实字,“为学最要务实,知一理则行一理,知一事则行一事,自然理与事相安,无虚应不切之患”。

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只有四位读书人获得从祀孔庙的礼遇,除了薛瑄外,仅有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其中薛瑄是明朝最早从祀孔庙的学者,也是唯一来自北方的学者。尽管人们提到明朝的思想与学术,总是第一时间想到阳明心学,但薛瑄与其开创的河东学派在当时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薛瑄的人格风范、求实致公的追求、在生活中时时反思自己学行的功夫,不仅为当时人称赞,也给今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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